专访 | 田丰乐：民办学校的降本增效，不能只从“省钱”开始

这几年，“降本增效”几乎成了民办学校绕不开的关键词。

招生承压、成本上升、监管要求更加细致，很多学校都在重新盘算自己的收支结构。可是，降本增效到底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少花一点钱、压缩一点开支、减少一些人员，学校就能暂时缓一口气？

田丰乐老师并不这样看。

在她看来，真正健康的降本增效，绝不是简单压成本，更不是把一些不规范的操作包装成“灵活应对”。“很多时候，看似省下来的小钱，后面可能变成更大的法律风险和管理风险。”她说。

田丰乐老师长期服务于民办教育法律实务一线。她是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、高级合伙人、教育法事业部部长，毕业于四川大学法律系，是民办教育行业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法律专家之一。她曾获司法部“七五”全国普法工作先进个人，担任多个民办教育相关机构法律顾问与专家，已为全国各地数百所民办学校提供法律服务。

也正因为长期面对学校的真实问题，她对民办学校的风险有很多具体的感受。很多危机并不是突然发生的，而是在日常管理中一点点积累起来的；很多风险也不是完全没有预兆，而是藏在学校习以为常的做法里。等到教师仲裁、税务稽查、监管检查、举办者变更或资产处置时，过去那些看似方便、灵活、省钱的操作，才会暴露出真正的成本。

在田丰乐老师看来，今天的民办教育已经从过去“拼机会、拼资源、拼胆识”的阶段，进入了“拼合规、拼质量、拼治理”的新阶段。越是在行业承压的时候，民办学校越不能只凭经验和惯性往前走，而要重新理解自己的定位，重新梳理自己的边界。

谈到当前民办教育所处的阶段，田丰乐老师首先给出了一个判断：民办教育正处于规范提质转型期。

所谓规范提质，意味着行业不再是过去主要依靠规模扩张、补充增量快速发展的阶段，而是进入到存量优化、质量竞争的新阶段。早年间，民办学校承担了重要的教育供给补充功能，也凭借机制灵活、服务意识较强，获得了一定发展空间。但随着公办教育保障水平持续提升，招生规则更加公平透明，民办学校此前的一些红利正在逐步减弱。

在田丰乐老师看来，当前政策的基本导向并不是简单地限制民办教育，而是“支持规范并举，突出公益属性”。一方面，民办教育仍然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必然组成部分；另一方面，民办教育必须在更加清晰的规则中发展，不能脱离公益属性，不能把学校简单理解为逐利工具。

这就要求民办学校重新认识自己的定位。民办学校当然需要经营，也必须关注现金流、成本和效率，但它面对的是孩子、家庭和社会信任。任何短期逐利、违规操作、过度营销，最终都会回到学校自身，转化为口碑风险、管理风险和政策风险。

同时，民办学校也要重新认识合规办学的价值。过去，一些学校会把合规看作额外成本，觉得只要暂时没有出事，就可以先放一放、缓一缓。但在新的监管环境中，合规已经不再是可选项，而是学校能否持续办学的基本盘。

更重要的是，民办学校要重新认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。当公办教育保障水平不断提升，区域招生秩序更加规范，家长也越来越理性的时候，民办学校就不能再主要依靠“政策红利”“地段红利”或营销话术赢得生源，而要回到真实的教育质量、特色课程、管理服务和家长信任上来。

从这个角度看，规范提质不是民办教育的终点，而是下一轮发展的起点。它要求学校从机会驱动走向能力驱动，从粗放管理走向精细治理。

在很多学校的现实语境中，降本增效往往从“少花钱”开始。少招几个人，少开几门课，少做一些投入，似乎都能让当下的现金流稍微好看一点。但田丰乐老师认为，从法律和治理的角度看，健康的降本增效，不能从简单压缩成本开始，而应当从梳理结构、优化治理和降低隐性风险开始。

她特别强调，民办学校真正要降的，不只是账面上的成本，还有因为治理混乱、流程缺失、边界不清、用工不规范所造成的风险成本和内耗成本。

比如，很多学校长期存在举办者财产和学校财产边界不清的问题。学校的钱和举办者的钱似乎可以灵活调配；学校使用举办者房产，不签协议、不核算成本；举办者关联企业与学校之间发生采购、租赁、服务等交易，却没有清晰的定价依据和决策程序。平时看起来只是“自己人之间方便处理”，一旦遇到监管检查、资产处置或内部纠纷，就会变成棘手的法律问题。

再比如，董事会、举办者、校长和管理团队之间的权责不清，也会造成大量隐性成本。重大事项由谁决策，资金支出如何审批，校长权责边界在哪里，如果这些问题长期模糊，学校看似灵活，实际上很容易陷入内部博弈或决策反复。把治理结构理清楚，本身就是一种重要的增效。

用工成本也是学校非常关注的问题。但越是在成本压力大的时候，越不能把教师待遇和社保合规当成最容易压缩的部分。有些学校把全职教师按兼职处理，不签劳动合同、不缴纳社保；有些学校只按最低基数缴纳社保。这些做法看似省下了当期成本，实际上可能带来劳动仲裁、社保补缴、经济赔偿，甚至引发舆情和招生信任危机。

当然，学校可以探索更加灵活的用工方式，比如兼职实训导师、外聘专家、项目制顾问等，但前提是关系真实、合同清晰、税务处理合规，不能把“灵活用工”变成规避劳动关系和社保责任的外衣。

此外，学校也需要清理低效无效资产。闲置场地、低效设备、没有生源也没有口碑的项目，都需要重新评估。真正健康的降本增效，是把资源从低效项目中释放出来，集中投入到学校最有优势、最能形成口碑、最能支撑未来发展的方向上。

所以，降本增效不是简单做减法，而是重新做结构。哪些钱能省，哪些钱不能省；哪些钱现在看起来是支出，其实是在降低未来风险；哪些钱现在看起来省了，其实是在透支学校信用，这些都需要学校认真判断。

对很多举办者来说，分类管理已经不是新话题，但在具体实践中，误区仍然不少。

田丰乐老师认为，营利性与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差异，不只是登记类型不同，也不是简单换一个牌照，而是制度逻辑、权益边界和风险重点的不同。

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核心逻辑，是公益属性优先。学校可以形成办学结余，但结余必须继续用于办学，不能向举办者分红。举办者可以按照章程参与学校治理，但不享有学校法人财产的所有权和收益分配权。这里最常见的误区是：“我出资办校，学校资产就是我的。”

田丰乐老师提醒，非营利性民办学校的法人财产独立于举办者。举办者不能随意挪用学校资产，也不能通过关联交易把办学结余转出去。很多风险，正是从这种“学校是我办的，我当然可以这样处理”的简单想法开始的。

另一个误区，是把“非营利”理解为“不能有收益”。实际上，非营利并不等于不能有办学结余。学校完全可以通过良好的管理形成结余，并将其用于改善办学条件、提高教师待遇、扩大办学规模和提升教育质量。关键不在于有没有结余，而在于结余是否继续用于办学。

营利性民办学校则不同。它在坚持教育基本公益属性的前提下，按照企业法人规则运营，可以依法获得合理回报。但这并不意味着营利性学校可以“想怎么赚钱就怎么赚钱”。营利性学校同样必须遵守教育规律、招生规则、收费规范和税务要求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分类登记之后，学校不能再沿用过去模糊的治理和财务习惯。营利性学校需要按照企业法人规则建立治理体系、财务体系和税务体系；非营利性学校则更要守住公益属性和财产独立边界。如果学校只是名义上完成登记，实质上仍然是“新身份、旧系统”，后续风险就会不断累积。

在民办学校的法律风险中，最值得警惕的，往往不是那些大家一听就知道不能做的事，而是那些长期存在、看似平常、甚至曾经被认为很“灵活”的做法。

比如法人财产权混同。有的学校账户与举办者个人、家族企业之间频繁拆借资金；有的学校资产被举办者或关联方长期无偿占用；有的学校在清算、变更或资产处置时，没有依法区分学校法人财产和举办者财产。这些做法如果发生在非营利性民办学校，风险尤其突出。

再比如财税合规风险。预收学费不入账，不走学校对公账户；用与办学无关的个人消费发票冲抵成本等等。过去，一些学校可能认为这些做法比较隐蔽，但在金税四期背景下，资金流、发票流、合同流和账户之间的异常越来越容易被识别。

劳动用工风险也很常见。教师队伍稳定是学校的核心竞争力。但一些学校在压力之下，容易把教师当作单纯成本项来处理，忽视劳动合同、社保缴纳、薪酬发放和解聘程序的合规性。一旦教师发起劳动仲裁，学校往往会非常被动，也容易影响家长对学校的信任。

田丰乐老师把这些问题看得很清楚：很多风险本质上不是专业能力不足，而是侥幸心理作祟。“过去一直这样做，不代表未来仍然安全；过去没有被追问，不代表规则不存在。”进入分类管理和强监管时代之后，学校最该警惕的，恰恰是那些“我们一直都是这样”的惯性。

谈到即将带来的《法律视角下的民办学校降本增效难点与风险应对》课程，田丰乐老师说，她最希望帮助学校解决的，不是让大家多记住几个法律条文，而是把“看不见的合规风险”变成“摸得着的操作方案”。

一方面，她希望帮助学校从头到尾捋一遍，把藏在日常管理中的隐形风险找出来。合同是否规范，董事会决策是否留痕，关联交易是否公允，用工关系是否真实，财务处理是否经得起审计，学校资产和举办者资产是否清晰分离，这些都需要系统梳理。

另一方面，她希望帮助学校建立降本增效的合规边界。哪些钱可以省，怎么省才安全；哪些钱不能省，一省就可能出事；哪些流程必须补，哪些习惯必须改，哪些风险要优先处理。把这些问题转化为清单、流程、案例和方法，学校回去以后才知道从哪里开始行动。

也正因为如此，学校不妨先做一次合规体检：产权边界是否清楚，章程与治理结构是否匹配，重大事项是否有决策程序，合同管理是否规范，用工类型是否分类清晰，财税处理是否合规，关联交易是否有合理定价和程序记录。把这些问题捋清楚，很多风险就会变成可以处理的事项。

面对当下复杂而充满压力的民办教育环境，田丰乐老师最想提醒举办者、董事长和校长的是：不要把合规当成出事之后才使用的救火工具，而要把它变成日常管理的“肌肉记忆”。

在行业上行期，很多问题会被增长掩盖。招生顺利的时候，现金流可以掩盖管理粗放；家长认可的时候，口碑可以掩盖流程不规范；学校规模扩张的时候，外部热闹可以掩盖内部治理不足。但当环境发生变化，过去被掩盖的问题就会逐渐浮出水面。

在田丰乐老师看来，未来一所民办学校能不能走得长远，不仅取决于过去积累了多少资源，也不仅取决于举办者有多强的能力和情怀，更取决于学校有没有守住合规的基本盘。省社保、隐匿收入、违规套取非营利学校结余、减少安全投入，看似缓解了一时压力，实际上都是在积累随时可能爆发的风险。

当然，合规是有成本的。理清产权需要成本，规范用工需要成本，完善财税需要成本，建立治理流程也需要成本。但这些成本本质上是学校长期办学的安全投入。与其等到问题爆发后花几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去补救，不如在平时就把规则立起来，把流程走完整，把证据留充分，把边界守清楚。

真正成熟的民办学校，不是没有灵活性，而是在边界清晰的前提下保持灵活；不是不追求效率，而是不牺牲底线去追求短期效率；不是不考虑成本，而是知道哪些成本可以压缩，哪些成本必须承担。